【課程】莫那能<鐘聲響起時--給受難的山地雛妓姊妹們>

80年代的悲哀,蓄積在原住民社會的晦暗處。
當這股能量無法再被壓抑,一連串原住民運動終於爆發開來。
莫那能雖盲,但強勢的漢社會結構卻更盲。
他寫詩,也寫下當時原住民的悲情。
<鐘聲響起時--給受難的山地雛妓姊妹們>
當老鴇打開營業燈吆喝的時候
我彷彿就聽見教堂的鐘聲
又在禮拜天早上響起
純潔的陽光從北拉拉到南大武
灑滿了整個阿魯威部落
當客人發出滿足的呻吟後
我彷彿就聽見學校的鐘聲
又在全班一聲「謝謝老師」後響起
操場上的鞦韆和蹺蹺板
馬上被我們的笑聲佔滿
當教堂的鐘聲響起時
媽媽,你知道嗎?
荷爾蒙的針頭提早結束了女兒的童年
當學校的鐘聲響起時
爸爸,你知道嗎?
保鏢的拳頭已經關閉了女兒的笑聲
再敲一次鐘吧,牧師
用您的禱告贖回失去童貞的靈魂
再敲一次鐘吧,老師
將笑聲釋放到自由的操場
當鐘聲再度響起時
爸爸、媽媽,你們知道嗎?
我好想好想
請你們把我再重生一次……
【撞擊,卻不是美麗的火花】
台灣的原住民有著深遂而美麗的輪廓,尤其原住民女孩皮膚黝黑得健康迷人,對「漢人優勢」的沙文主義者及慾望高張的男性而言,她們柔弱可憐,而且秀色可餐。
先不看副標,詩題名為「當鐘聲響起時」,給人一種美好和諧的平靜之感,莫那能卻在第一句就潑了自己和讀者冷水:「當老鴇打開營業燈吆喝的時候/我彷彿聽見教堂的鐘聲」。原來鐘聲並不在眼前,照亮少女們青春的竟是妓女戶的營業燈。每一段每一段都形成強烈的對比,「當老鴇打開營業燈吆喝的時候」,對照著的是「教堂響起的鐘聲/又在禮拜天早上響起/純潔的陽光從北拉拉到南大武/灑滿了整個阿魯威的部落」;「當客人發出滿足的呻吟後」,少女的耳朵已經無法再忍受,她們想起的、盼望的是停留在從前「學校的鐘聲/又在全班一聲『謝謝老師』後響起/操場上的鞦韆和蹺蹺板/馬上被我們的笑聲佔滿」。
鐘聲變成僅僅的信仰,變成遙遠的夢想。整首詩去除空白,共有二十四行,鐘聲卻前後要敲七次,這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每一次撞擊,在「雛妓姊妹」們的心裡產生的火花,不僅不美,還都是無聲的吶喊以及焚身般的灼痛。
【撕裂的威權】
1986年,原住民青年湯英伸,自台中師專畢業後於洗衣店工作,受老板剝削,憤而半夜行兇,殺害老板夫妻及其兒女,引起社會各界強大的討論,是為「湯英伸事件」。而後原住民便發起一連串諸如正名、還我土地等人權抗爭運動。當時台灣還未解嚴,仍處於白色恐怖的時代,客家人福佬人相對於「所謂」的外省人,都是弱勢,何況原住民更被視為又次一級的百姓,許多原住民在社會上被嚴重歧視,他們深遂而美麗的輪廓,不僅無法為他們的前途加分,反而帶來災難。國民政府的威權體制,輕易地撕裂了原住民的語言文化,漢族男性的慾望,就這樣撕裂了原住民少女的青春。
詩裡頭,當鐘聲響起時,少女被「營業燈」和「滿足的呻吟」撕裂,她們只能在心裡呼喊著:「媽媽,你知道嗎?/荷爾蒙的針頭提早結束了女兒的童年/爸爸,你知道嗎?/保鏢的拳頭已經關閉了女兒的笑聲」。針頭微細,刺進少女的柔膚,不免一聲哀鳴劃過天際,而如果那可以稍稍為撕裂的痛楚降溫,那麼哀鳴不得已讓它拉長吧!只是,隨之而來的,竟是保鏢的拳頭,結實地栓緊喉嚨,哀鳴一刻也不得繼續,笑聲更是被狠狠地深鎖在童年的記憶裡。
然而,原住民少女的「雛妓生涯」,不過是台灣社會不平等的一個小小區塊。賴和寫<南國哀歌>、楊熾昌寫<茉莉花>、莫那能寫<鐘聲響起時>、林宗源寫<講一句罰一元>、向陽寫<嘉義街外>...台灣詩總不得不叫詩人反映現實,總要詩人不停地不停地,抵抗威權,修補撕裂。
不過,當我們習慣威權將我們奴化,被撕裂的傷口,反正在別人身上,我們無需記得,遑論痊癒,或者寬恕?
【幸福如此卑微】
一般人聽見教堂的鐘聲,會直接聯想到婚禮,再不就是詩裡所說部落的原住民一齊到教會作禮拜;或者聽見教室的鐘聲,有著和姊妹們一樣想像著下課玩樂的喜悅;總之,都是幸福。而關於幸福的聲音,姊妹們卻只能「彷彿聽見」,其實根本沒有聽見。在台灣,女性相對於男性之為弱勢;原住民相對於漢人之為弱勢,原住民女性無可奈何、情非得已有著一般人「可遇不可求」的雙重弱勢和雙重殖民。
我想到原住民女性作家利格拉樂.阿烏散文集《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》(晨星/1996)中,有一篇文章名為<不要叫我「雛妓」>,那少女如此說著:「...可是你們都沒有想到,華西街裡那些雛妓姐妹們可能會倒楣的!...除非你當場把我們帶出去,否則,後面的日子就難過了;尤其是那種剛來的,一定被管得很緊,我的妹妹還在裡面呢!...雛妓!什麼叫雛妓?我們不是人嗎?」
那些姊妹們奢望的,只是做個「人」吧!
少女在「當客人發出滿足的呻吟後」,卻聽見「全班一聲『謝謝老師』」。一樣都是「結束」,肉體受盡折騰的疲憊與下課後操埸的笑聲,極其強烈的對比。客人發出滿足的呻吟後,也許給少女一筆錢,而少女竟要「謝謝老師」?
對一般孩子來說,下課遊戲習以為常,毋需盼望,而對這些原住民「雛妓」的心中,竟比奢求還遙遠。在「窯子裡」,哪裡還能看得見陽光、鞦韆、蹺蹺板?荷爾蒙的針頭宣告了少女童年的終止;保鏢的拳頭握得密不透風,女兒的笑聲從此不見天日。
她們在心裡還是不停地祈求牧師和老師:「再敲一次鐘吧」,只是青春早已斷送,童貞的靈魂如何能贖回?笑聲又如何能釋放回操場呢?我們無法體驗她們的卑微,正如她們無法看見簡單的幸福。
【如何重生?】
中國人說「命運」,運也許可以改變,但終究還是存在著宿命觀;台灣的福佬人常反著說「運命」,命是可以運行,可以讓人操控掌握的;而對原住民來說呢?先來到這塊美麗的島嶼,卻從來沒有自主的權力,如果她們重生了,那又能如何呢?即便是解嚴以後,原住民愛喝酒、喜歡獵首的汙名,還是未得平反。少女們依舊被黑道強押下海,原住民的教育程度仍然與漢人差距甚遠。
記得國中時(九○年代初期),我被編到所謂前段升學班,班上有幾個從阿里山下來念書的學生,他們都住學校宿舍。不知怎的,他們的成績總比其他同學落後一截,但他們的運動細胞很好,常與我們這些「平地鄉巴佬」分享在達邦與山豬追逐、吃竹筒飯的事,我們總是聽得好奇並且津津有味、意猶未盡,然而,不到一個學期,這幾位鄒族少年,就被編到後段班,過著每天遠離書本的練球日子,學校說,他們會為校爭光。
去年,我在一家安親班打工,又碰到一位鄒族的小女孩,她的個性好強,像個男孩。她的媽媽花許多錢讓她在嘉義市著名學校念書補習,所以成績總是名列前茅,她自己也立志國、高中要上私立的明星學校,但她告訴我,山裡的阿嬤不喜歡她念這麼多書,要她回去山裡,好好把鄒族語言文化學習好,好好安份待在山上吧!她的語氣裡透露了極大的不願,我卻彷彿聽見了她高山阿嬤,對於鄒族文化日漸勢微的沉重哀嘆。
詩中,莫那能又自然地又刻意地將「拉拉」、「南大武」、「阿魯威部落」等,屬於排灣族區域的地名點出,尤其「純潔的陽光從北拉拉到南大武/灑滿了整個阿魯威部落」,原住民的屬地,自北到南皆可見其蹤跡,他們的陽光如此純潔,卻還是被人的自私汙染。一個民族因為時代的遷移,他們的選擇也跟著改變,現實壓迫、教育追求、文化保留、生活態度...,「重生」的意義所在,似乎不於一特定時間,也毋需特定某個族群,更不是少女單純地想,爸爸或媽媽可以決定或詮釋的。
<鐘聲響起時>反映了八○年代原住民少女在威權下的集體悲情,詩中沒有強烈的語氣控訴,只是微弱地發出無助聲響。盲眼詩人莫那能,只能在心中默默為妹妹,以及受難的山地雛妓姊妹們禱告,不是禱告上帝改變她們的命運,卻是祈求父母把她們重生,因為他們始終沒有力量。然而強勢的威權體制,終究比莫那能更盲,時過境遷,一樣無法看見撕裂,體驗卑微,如此災難。
(摘自 PCHome新聞台Blog~荒蕪橘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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